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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美国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召集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开发商拉里·西尔弗斯坦和纽约警察局专员雷蒙德·凯利，就利伯斯金的世贸设计方案展开紧急磋商，讨论纽约警方对此方案的安全问题所提出的“不信任案”。最后，州长毅然下令：自由塔的设计必须修改。

建筑批评家尼克斯·萨林格斯和布莱恩·汉森对利伯斯金设计的世贸遗址重建工程（自由塔）的剖析一语中的：“利伯斯金参与的世贸中心方案跳离了原建筑物那极其恐怖的经历的具体细节……而恰恰是奉献给了：‘再生’”。这里的“再生”既可以看作凤凰涅槃式的精神复活，又是艾森曼意义上的“编码重写”———一种将意识形态观念化为建筑实体的表现手法，不再拘泥于过去具体发生了些什么事。

帕塔基州长们既然选择了利伯斯金的方案，难道他们连这个方案比原来的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还要惹人注目这一点都不知道吗？（按照利伯斯金的设计，这座建筑建成之后将成为世界第一高楼，高1776英尺，比世界最高的台北101大楼还高32米）。那些对利伯斯金将自由塔重新设置为商业性办公楼的人也颇有微词，究其原因，其关键仍然在于他们都没有真正理解利伯斯金的核心观念———“再生”。

利伯斯金的建筑所要表达的，首先是绝望、放逐和灭绝，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深思熟虑的“死亡几何学”，达达主义似的颠覆传统的冲动和狂想是他的建筑语法。它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在场，以至于它对任何胆敢在其中生活的人构成了某种心理上的威胁。同时，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在那些他设计的即将“再生”的建筑中，一个新的生命体正在破壳而出。抛开利伯斯金模棱两可的言论不谈，是“死亡”在支配着他的建筑形式，但通过那种近乎绝望的外观，不可否认，只要他还在建筑一幢新的大楼，那么他一定还希望着生命与建筑重新展开对话，最终达成和解。

丹尼尔·利伯斯金是当代极少数能给自己的作品打上一条可识别“烙印”的建筑师之一。这种烙印包括尖锐的金属碎片和反重力的墙体，用违反常规来传达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刺激情绪。最常用来证明这些品质的是他的柏林犹太人纪念馆———除非经由穿越法院的地下通道，否则参观者是无法进入该建筑的。这件作品以它的建筑特色，将在20世纪30至40年代遭受磨难的德国犹太公民，或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公民的不同命运完全实体化了。引导我们进入这座普通的陈列馆的（有时是在走完这条通道之后），是它所承担的恐惧和不寒而栗。当纪念馆所集藏的物品努力去描绘一张犹太人生存的画卷（犹太人历史的时间跨度不少于1500年），这座容纳它们的房子已被20世纪上半叶迁怒于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所占据。

这是利伯斯金完成的宣言书，他再生了死亡集中营给人们心理所造成的本能的极端厌恶感———不是通过复制它们平淡无奇、工业化的包豪斯风格，而是运用高科技的材料来定义一种特殊的几何图形。这种几何图形成功地使我们焦虑，在身体上产生病态的反应，全然地依靠形态和空间来激发我们的记忆，刺激我们的感官，从而达到再现集中营可怕的效用的目的———它复活了无法形容的邪恶、人类精神的黑夜和最恐怖的力量。一位柏林纪念馆的参观者在穿过藏品展示馆之后很可能感到恶心和沮丧，而我们认为，这正是利伯斯金希望获得的观众的反应。

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建筑师都在表现一种当下理性社会的内在混乱；思维的混乱、历史的混乱和空间的混乱。如果说艾森曼大屠杀纪念馆塑造了在平面上铺展开的迷宫样式，那么利伯斯金所热衷的就是垂直的迷宫———向上运动的非理性。一般而言，彼得·艾森曼的建筑都像是一只地鳖虫，在相对低矮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展示空间的层次和地面的弧度，对高空并没有太大的占有欲，这从他的大哥伦布地区会展中心、阿伦诺夫设计和艺术中心等设计中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利伯斯金就不一样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柏林住宅计划”，不论是基地模型A，还是模型B，都令人瞠目结舌地将社区放到了空中，具有和建筑乌托邦的代表设计师利布斯·伍兹“空中巴黎”相似的想入非非的野心。他试图以这样一种绝决的方式来表达关于死亡的观念：战争所导致的废墟使柏林地面升高了28米。

不管这两位设计师在占据空间的方式上有着怎样的差别，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不为政治话语所左右，去努力表现历史与现实的真相。他们的努力超越了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遭遇误读和误解，但我们相信，这些建筑都无地一例外将为那些真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人所珍视和热爱。，利伯斯金世贸设计方案遭质疑：恰恰是奉献给“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