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我本人不试图从建筑学本身的角度来评论它们，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理性、科学与民主、功能服从形式：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见Pregill and Volkman，1993，p540]；所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国真正走向一个理性、科学、民主和平民化时代的进程，“帝国”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预见的。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更应当深刻领会中央的改革与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帝国”建筑，遮挡民主和科学道路的前景。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2.大视野之二：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
回忆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危机，当时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机，还没有生态危机，人地关系危机还没有今天严重，广大的乡村还被西方人士描写成“诗情画意般的”（Boerschmann，1906）。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多了一层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
去年中国人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想，神州5号遨游太空，这是了不起的，值得全体炎黄子孙的欢呼。中国人得以亲眼看到中国大地的全貌。我则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那是一幅何等辽阔而又如此枯黄的土地！与她的邻国相比，她的绿色是何等希缺。我似乎看到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向贪婪的儿女们济尽最后的乳汁。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了枝叶的祖先手植树拉往城里……当她们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是身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枝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喜鹊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那庇护家园的“风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在未来近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7％达到65％。同时，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周一星，孟延春，2000；冯健，2003）。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未来北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
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高速城市化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体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建成区。大地景观正在发生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其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善待土地，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俞孔坚等，2000，2003）。
3.大视野下的理念；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
在一个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始走向国家强盛的时代，面对严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继续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和反帝反封建，完成八十五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对设计学科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5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只要认真考察，便不难发现，这种“拆旧建新”恰恰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的封建大一同、非理性、非科学、非民主的反映。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俞孔坚等2000，2003）。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作者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景观建设的危机感。
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
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第二，时代的阴差阳错，很多杰出的设计师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而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在国际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和交流的机会。一部《城记》（王军，2003），生动地反映了那一代杰出设计学家所经历的可歌可泣的遭遇。
第三，改革开放后，在已经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上的混乱导致了两种反差极大的设计思潮，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设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谓夺回古城风貌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景观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必须强调的是，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设计的形式，而是理性与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陈志华先生说得好：“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它们仿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 （陈志华，1999）。我们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现代建筑，甚至我们看到央视大楼也是极其现代的，我们看到的大剧院也是现代形式的，但是它们决不是现代建筑的本质，它没有现代建筑精神，它们只有形式。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 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
特别是园林，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念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观，重拾士大夫的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
经过20多年，或者说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而更重要的是，现代精神日益在中国社会中被领悟，我们终于有了实践和实现现代设计的土壤。所以说，我们有条件来继续新文化运动没能完成的使命，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设计领域，呼唤城市和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来建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日常的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个“白话文”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2001）。它是对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两大危机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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