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盲目提倡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片面地认为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就是城市生态良好。其实，多组团与单核心的城市布局适应的条件是不同的。多组团布局适应于规模非常大的城市，一般是市区人口规模超过150-200万人的城市才会考虑多组团。多组团又适合于发展非常快的城市，像深圳那样9个组团并列同时发展，这在世界城市史上是罕见的。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对城市发展空间盲目地进行多组团布局，首先将导致城市集聚效应的大大降低；其次是能耗大增，土地利用效益下降；第三是基础设施的成本成倍增加。我们所说的另一种多组团布局，主要是针对那些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主张采取双核心城市的模式，新建区游离于古城之外，互相不要干扰，不要多个中心重合。对于像上海、北京等超大型城市，我们主张多中心。这一次北京总体规划修编中，确定了“两带多中心”的空间布局。对于一般的中小城市，我们还是主张单核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按照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走向，发展交通走廊式线状城市或者根据地型地貌发展指状式城市，这比盲目地多组团式的城市布局要好得多。对于多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不要盲目追求，而是要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产业制宜。
四是盲目进行旧城的成片改造。一些地方领导对外宾介绍自己所在城市时非常骄傲，有2、3千年的建城史，但是我们却无法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痕迹。老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特色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众多文物古迹聚集的聚宝盆。大部分西方国家对在二战期间被炸平了的城市古建筑，都按照原风貌重新建起来，现在获得了巨大的观光收益。相当多的城市，6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无烟工业，来自于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那我国50年以后还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呢？也许来自国外的游客看到我们许多城市将来就变成这样了：站在高楼往下望，世界各国的建筑都有了，唯独没有中国风格的建筑，没有本地风貌的建筑。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和创造城市的特色？许多人认为，西方建筑之所以能保存至今，是因为它们的建筑是石头建的；而我国的古代建筑大都是木头建的，木头烂掉了，建筑就倒塌了。同时为了人民群众利益，为了防止火灾，应该对老城区实施成片的改造，推倒重来。这真是大错特错了。西方建筑师则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建筑是石头建的，所以维护的成本非常高，不像木头建筑，只需对朽烂的部分进行更新修复就可以了。你说木头的建筑就不能保持城市特色？最好到日本的京都去看看，它号称东方文化之都，所有的建筑式样都是从中国唐朝照搬过去的，城市的风貌保持得很好，没有任何高层建筑，基本是三、四层，城市的整体风貌十分谐调。我们城市的风貌保持得怎么样？有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居然把富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的一条街全部拆了，最后由一个规划师设计搞成了欧陆风格的步行街，一些西方人来看了以后，认为他们到中国是来看中国特色的，结果还是他们家乡的建筑，非常失望。
五是盲目迎合小轿车的交通需求。片面强调防止道路交通堵塞，而规划建造大马路、立交桥和拓宽旧街道。决策者们是坐小汽车的，他们希望能加快行车速度，以至于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盲目布置超宽的马路、不分青红皂白地拓宽机动车道、砍伐行道树、取消自行车道。个别南方城市还对取消自行车道予以立法。现在，西方所有的城市都恢复了人行道、自行车道。耗能最低的城市是一个可步行的城市Walkable City，而我们现在有的城市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国本是一个自行车大国，而现在发生的一些事件却是很有讽刺意义，上海有几个白领人士告诉我，他们一天要开2、3个小时的车（大部分是堵车时间）为了锻炼身体，下班后先开车到健身房，骑假的自行车1小时，再开车回来。我们的城市道路宽度远远比欧洲这些国家的城市道路宽得多，为什么没有组织好交通？主要是路网不够而不是城市的道路宽度不够，消灭绿化带、人行道、自行车道来确保小汽车畅通，是再愚蠢也不过的事。西方多数城市为了保证公交车、自行车畅通，正在纷纷压缩一般机动车道的宽度，从需求上控制私人小汽车的使用以达到整体节能的目的。
六是盲目地进行功能分区。片面强调功能单一的各类园区。西方国家在100年前就曾经发展过功能单一的工业城和卧城（Sleeping town），后者仅用于居住，上班又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期的城市可谓是焦炭城，工业区污染非常严重，居住与工业必须分开。而我国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城市中发展的是低污染、劳动力密集、低耗能的工业，这种工业用地完全可以与居住或其他用地混合。西方国家现在强调的就是土地混合使用模式，这样可以做到节地、节能、节材和减污。西方的城市规划中提出了土地混合使用和推行绩效规划（Performance zonning），意思是什么呢？规划对一个建筑的使用功能的强调是弱化的，但对建筑所带来的噪声、污水排放、废气的排放三个指标则是严格限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新型工业、IT产业与居住、商业、教育混合在一个地方，从而做到就业与居住就地平衡，没有“钟摆式”交通的弊端，这是最节能的城市。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节约型城市，为什么实际工作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呢？我们应该把各类开发园区与城市新区和卫星镇建设统一起来，不能变成两张皮。
七是盲目进行周边环境的再造。昨天有报道说，我国西部某一缺水的城市，在城市外围开挖一个人工湖，其面积比西湖还大5倍，何必呢？有的城市在容易发生洪灾的地方填河变路，按理泄洪疏导都来不及，却把河填掉，变路了；风貌单一的城市劈山为地，城市内部或周边山丘及其绿化本来应该是由城市规划严格保护的，用于引景入城或供市民休憩的公园，少数城市却把山推平等等，这些都是违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的。一些地方领导想为官一任，就应该在地球上留下烙印，思路错了就变成了遗臭，这也玷污了我们当市长的名声。虽不是说大多数市长都是这样的，但661个城市中有几个市长有这样片面的认识也是非常糟糕的。
八是盲目地体现第一责任人的权威。中央领导再三强调市长是城市规划的第一责任人。有些市长或书记就这样认为，我既然是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有绝对权力修改规划。这麻烦就大了。有的城市一换届，书记、市长就急于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出现了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锦涛同志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上指出，城市规划一定要有严肃性、权威性。但是他讲的严肃性、权威性是指法的权威、法的严肃，而不是指个人的。城市规划第一责任人是市长，指的是规划搞得不好，市长要受到处罚，不是说你真的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而是负有责任。当然，市长也有相应的权力，一般城市规划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市长，这说明权力和责任是平衡的。
城市总体规划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修编过程中，面对城镇化高速发展形势和法制还不健全、人们道德觉悟还不那么高的现实背景，出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盲目性。尽管这些盲目性只出现在局部地区、或者说是少数个人行为，但是正因为城市总体规划是第一资源，所以在这个环节发生错误影响就大了。总体规划错误就会导致建设错误，建设的错误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三、纠正总体规划修编盲目性的基本策略
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总的来说是要根据家宝同志在总结北京总体规划修编成功经验时提出的“政府组织、专家领衔、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进行。
第一，明确修编的原则。修编城市总体规划的原则是什么？培炎同志在昨日的讲话已讲得非常透彻，主要应遵循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原则；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原则；城乡互动、区域协调的原则；资源集约最大化的原则；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原则；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原则等。这些原则都应该在总体规划修编的过程中加以坚持。
第二，规范修编的审批。规划修编不是要不要审批的问题，而是要规范化。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规划修编的周期短于法定周期，这是正常的。即使是城市规划法，在西方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是5—7年动态调整的。如果城市总体规划一经制定20年不用调整，那才是不现实的。既然规划存在动态变化，那就容易出现“一任书记、市长，一张规划”这种盲目现象。所以我们就要强调规范规划修编的审批。根据汪光焘同志的意见，我想在这么几种情况下，规划需要重新修编并报批：一是上一轮规划实施时间到期的。二是建成区已接近或超过原来的规划区，城市总体规划当然要重新修编，这是对城市发展调控的需要。三是影响城市发展格局的重大项目的设立。如举行亚运会、奥运会，需要重新布局卫星镇，总体规划不修编行吗？首钢搬迁，总体规划不修编行吗？四是规划之间的衔接。五是行政区划调整。除此之外，应采用总体规划局部调整的方法来替代而不一定要重新修编规划。总之，总体规划的修编审批应该有适当的规范，既要适应快速城镇化期间强化对城市发展的调控需要，又要能对“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盲目性起到制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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